2007年已经过去，但2007年由落马富豪所带来的思考却刚刚开始。经过调查，2007年富豪落马主要有“六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欺诈罪、行贿罪、偷税罪、骗贷罪和故意伤害罪。让人惊讶的是，这些违法犯罪的富豪，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的曾荣登中国慈善家排行榜。(1月7日《中国青年报》)

　　《左传·庄公十一年》载：“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1945年7月，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民主同盟的领导人黄炎培就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一历史周期率向毛泽东发问，毛泽东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新中国没有重蹈这一历史周期率。然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富裕程度与日俱增的大背景下，当今的一些富豪却在前赴后继地为我们不断演绎着这一历史周期率的强大作用。

　　我们不妨看几位2007年落马富豪的兴亡史。

　　吴英，这位女富豪几乎是一夜之间闯进了人们的视野。2006年8月18日，他开了一家名为“布兰奇”的洗衣店;耗资3800万元买下40多套房产和30多间街面房;为母校捐赠80万元;耗资500万元成立“光彩事业促进会”;花375万元买下一部蓝色法拉利612跑车;两个月间，完成了15项公司及分公司设立登记、备案事项，注册成立了12家实业公司;之后又注册成立了控股集团，自任董事长……面对人们对其一夜暴富的疑惑，他曾经面对媒体信誓旦旦地说：“我的钱都是干净的!”然而，半年不到，吴英因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重大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短命的财富神话就此破灭。

　　谢国胜，曾以5.5亿元的身家位列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348位。因涉嫌合同诈骗罪，经检察院批准，于2007年7月9日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周正毅，其麾下的农凯集团在2002年销售收入曾达5.40亿美元，并拥有4家上市公司。2007年1月21日，刚刚出狱不久的周正毅因涉嫌多项犯罪，再次被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李义超，2006年曾以8.8亿元的身家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排名为第342位。2007年2月28日，因涉嫌偷税罪被捕;同一天，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周小弟，在2006胡润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中，其以捐款2490万元名列第31名。2007年，周小弟创办了上海周氏(集团)有限公司。然而就在这一年的12月27日，他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前一天，他刚刚被撤消了市政协委员资格。

　　面对这一出又一出富豪落马的活报剧，我们不能不有所思考。这一切，并非仅仅是2007年的特色，而是一段时期以来不断重复上演的老套桥段。每年都有一批富豪倒下去，而每年又都会有一些新面孔循着前人的足迹，犯下老问题，跌入旧深渊，而这个深渊又似乎永远没有被填满的迹象。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发生，媒体在报道时配发了一篇评论，将之归结为所谓的“信仰缺位”，大谈法律的局限性，宣扬道德约束力的巨大作用。窃以为，此说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了。当然，看了一下作者的身份——某营销机构董事长，大抵也可以理解了。

　　不错，道德信仰固然重要，但在当前富豪落马常见多发，因其不法行为而致利益受损者众的大背景下，从制度上入手，完善法制，加强监督，始终是第一要务。近几年，一些富豪兴与亡之间的时间跨度大有缩小的趋势，仿如流星划过夜空般转瞬即逝。富豪不法行为似乎越来越容易被曝光，黑暗可以被遮蔽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社会透明度提高使然，也恰恰说明社会法制确实在发挥着它的效力，并且反应速度在加快。

　　一个普通人，根本就没有模仿富豪们堕落过程的本钱，即使开始了第一课，走不了多远也就会被人喝止。富豪们之所以能够“越堕落越快乐”，正是因为其手里掌握的资本量的巨大，这使其不仅能在商界呼风唤雨，甚至在官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通过其代理人对一地的政策走向加以影响。

　　如果当真像某营销机构董事长在评论文章里所说的那样，所谓道德信仰也不过是有钱人独自享用的专属奢侈品，对于我们普罗大众来说，大抵是不需要什么道德了的。可是，有些富豪并非出身名门，不是一生下来就打着富豪标签的，那所谓的“德育教育”又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呢?

　　该文作者也承认，“法律只是强制人们遵守的最低道德标准”。而现实的情况是，就这“最低道德标准”，很多富豪都还没有做到，那玄而又玄的所谓道德信仰又如何被他们所信奉呢?该文作者宣称，“只有依靠多元化的健康信仰才能全面满足不同个体信仰的多元化需求”。可是，连最低端的统一的基础标准尚且不能达到，那高不可攀的多元化信仰是不是有些空中楼阁了呢?在没有底线的条件下宣扬多元，何者称得上“健康”，又如何判定呢?坦白讲，这种观点无异于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要跑了。

　　在法制无力的环境下，追求富裕往往不需要有什么道德信仰，一些人甚至还会把道德信仰当作致富路上的羁绊。面对现实，当务之急仍是加强法制，对每一个人致富的过程和富裕后的行为加以监督和约束，用制度促使人们追求道德信仰，使遵守法律成为致富的必要条件。唯有如此，富豪们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也许才有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