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各地分数线的公布，继而便是各地高考状元的纷纷出笼。“状元”一词，来源于我国古代。我国古代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由此可见状元的“出类拔萃”和“不同凡响”了。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旦谁夺取了“状元”，便是一举成名天下知。古代如此，而今的高考状元似乎亦是如此。
然而，古代人之所以热衷于状元之名，则是因为“学而优则仕”。一个人考取了状元，也就意味着从此踏上了仕途，并会平步青云受到朝廷重用。时过境迁，今日的高考状元和封建时代的状元性质完全不同，也不存在什么“学而优则仕”一说。既然如此，可为何我们还要热炒状元这一称谓呢？难道他们真的便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非同一般么？
拿古代状元来说，目前在史籍中留有名号的状元约有七百多人左右。这七百多人中，为国家做出贡献或为我们所熟知的是寥寥无几。为我们所称颂的历史人物中，更无几人是什么状元出身。不但在古代，便是我们热炒的高考状元，其中有谁在后来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专家学者？相反的是，当今有影响的人物或著名的专家学者，没有几个人是出自曾经的高考状元。可见，考取了状元并非就是最优秀的。
当然，能考取状元者，也并非庸才。但是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过早戴上了“状元”帽子的学子们，在“众星捧月”的情况下，有多少能成为未来行业中真正的状元呢?人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三百六十行，却没有什么“高考”这一行业。如果“高考”也成为了一种行业，实际是滑稽可笑了。尽管滑稽可笑，可在现实中，不是有过一人多次参加高考并多次考取状元的事么？
而今日之热炒高考状元，则已经成了某种商业手段。它实际上和选拔人才无关，和教育制度无关，和激励人才无关，甚至于和高考状元本人无关。人们热衷于它，因为从中可以获取有利于自己的东西。比如争夺高考状元到某校就读，可以提高某校的知名度和竞争力；比如某中学不遗余力的宣传高考状元，可以提升某中学的影响力或教学成绩；比如某厂家赞助高考状元，可以博得好名声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等等。
纵观各种宣传或热炒，都会对我们的教育有百害而无一利。对高考状元本身而言，过分的宣传是在人为的摧残人才。一个还未走向社会的青少年，一下子被“状元”的光环所笼罩，被闪光灯所聚焦，被人们所追捧，还哪里有心思去学习呢？今天到这里去做报告，明天到那里做座谈，即使是进了学校，人们还是“穷追不舍”。一顶“状元”帽，又会误了多少学子的前途和发展？
可以说，热炒高考状元是应试教育和商业社会的作用力下共同生产的怪胎。两者若失去一个，都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令人担忧的是，热炒高考状元势必会导致更多的人追捧高考状元，以高考状元为目标为榜样。这样对教育制度和教育机制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一种人为的阻碍。长此以往，会使得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的培养出一个个考试机器，却不是真正可取可用的人才。
